城市规划师考点梳理：城市发展史3

　　三、中国古代的“城”“市”

　　关于工业革命与城市的发展这里不再论述，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城市。中国城市诞生的公式：

　　“城——王权”+“市——商业”=“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就性质而言，始终不曾脱离政治堡垒的特征，纯粹商业性的城市从不曾占到主流地位。政治地位是城市的根本命脉，城市经济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无关乎整个国计民生。长期以来，商业不是一种目的，而是维持政治性城市自身生命活动的一个条件，一种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商业可以看作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但由于商品经济与封建统治者赖以立足的自然经济之间天敌般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又始终得不到长足的发展。

　　其实，中国古代的商业与城市不论在产生的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有着如影随形般的关系。《易经·系辞下》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尧舜时不仅产品交换的领域已相当广泛，并且有了贱买贵卖赢利的意识。《管子·揆度》篇说尧舜时期“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说明黄河流域部落和西北、长江流域之间已有交换。《淮南子·修务训》载“尧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尸子》说舜“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禹时商品交换成为治国安邦的大计之一，据《尚书·皋陶漠》载，禹在治水时曾说：“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樊迁有无化居。丞民乃粒，万邦作义”。意思是：又和稷一道教民播种百谷，给人民提供粮食和肉食。发展贸易以互通有无，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这些都发生在中国城市起源的时期。

　　不过商业不是城市的直接动因，城与市很可能是分离的。在考察中国初期城市的形态和性质时，张光直认为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包括这样一些要素：

　　一、夯土城墙、战车、兵器;二、宫殿、宗庙及陵寝;三、祭祀法器(包括青铜器)与祭祀遗址;四、手工业作坊;五、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

　　从这里不难清楚地判定城市的政治、军事本质和王者君临一切的地位。内中无有市场的位置并不奇怪，因为对于王者来说，交换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象在百姓生活中那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市场无涉他们利益的根本，自然不成为早期城市必然的构件。倒是手工业作坊更为重要，因为不仅一些生活用品，礼法器皿，而且贮粮器物、兵刃利器等军备物资也出自这里，因而更具战争价值，因而与城池密不可分。

　　不过按理推测，城附近该会有市。《逸周书·殷祝解》记载汤起兵时“民闻汤在野，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委货”就是扔掉商品，从这里看，如果市不在城中，也必在城的附近。

　　商代是中国古代商业大兴时期，《尚书·酒浩》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郭沫若解释道：“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为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民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计，贵族亦率先经营此道。贝作为货币广泛使用，而且出现了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铜贝，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市，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明确概念和固定形态的事物，故殷彝器金文中有“市”字出现。《商书·盘庚》有“若挞于市”等记载。在这样普遍的商业活动中，城市以其特有的优势肯定会成为商品集散的枢纽，《六韬》上记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但考古勘探至今尚未发现“市场”遗址。已发掘的商代都城，从前期的郑州商城，稍晚的湖北黄陂县盘龙城，到后期的安阳殷墟，它们共同的组成要素和基本的布局结构是：

　　第一，城墙、濠沟或两者相结合作为防御设施;

　　第二，作为政治中心的宫殿区设在城的东北部，全城以此为重心;

　　第三，墓葬区分布在四周外围地带;

　　第四，手工业作坊也分布在外围地带;

　　第五，居民点分布于四周外围的农业、手工业地区。

　　唯独不见市的踪影。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认为主要还在于城与市是松散的连带关系。城带有市，但市不属于城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空间上二者处于分离的状态。一个城可以带有多个市，在一定的区域面积内组成“政治+经济”的联合体，行使中心的职能。前引《六韬》所载就是这种松散联合的一种形式。后来完整意义的城市的诞生是这种联合体在空间上的收缩聚拢。其次，市场既然不成为城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地在物质形态方面发展不力，故难有长留的遗址。

　　西周城市作为宗法分封政体和礼制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进入政治制度的序列，具有了上层建筑的意义，较之前代城市单纯的暴力工具形象，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建立了我国早期政治型城市的一种典范。一套营国制度对许久以来营都建邑的经验作了阶段性的总结，制订了各级城邑严谨而规范的模式。以王城而言，市与宫、朝、祖、社一道，成为城的结构元素之一。但必须指出，这个市属“宫市”性质，是为君主的生活服务的，所以《周礼·内宰》规定“后”主“市”。对于城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周人重农，以为本业。“工商食官”，依附于统治机体。与周朝社会严密的礼治秩序相一致，商业贸易也处于严格的规范之下。除了各级城中之市以外，在王都周围500里以内也作了规则的市场布局，《周礼》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堠馆，堠馆有积”。又从《周礼·地官·司市》及《礼记·王制》等文献来看，西周对市场作有全面的组织管理，概括起来有如下措施：一、限制参与流通的商品;二、贵族不得直接参加交易;三、规定市的类型与各种人等交易的时限，市外不准交易;四、设置专职来掌管市场秩序稽查、验证、税收等事;五、商品以种类价格按肆排列，加强市门管理。

　　在施行有效的监控之后，一方面可以保证必要的商品交换，另一方面也扼制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经济活力极其微弱，各级城市之间表现为层层控制的政治关系，经济上的联系是次要的。庞大而缺乏动态活力的城市网络，是国家稳定的一个保障。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城市的旧制体系也受到剧烈的冲击。政治因素，战争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导致城市变革的三大根源，而最具革命意义的，当数经济因素。而且，政治、战争对城市影响的深刻性，也最终体现在经济形式上。

　　战国年间，中国商业发展掀起了一个迅猛的高潮，其汹涌之势一直波及到西汉。突出发展的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基础和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部上层建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一个直接因素。大约从桓文以后的春秋后期到战国年间，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追逐的社会，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无不孜孜求利，“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在这样的势如卷席的商品洪流里，市场兴旺事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