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要用利益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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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加坡是一座花园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着新的故事，城市是一部高效的生活机器，我们在规划中非常注重城市功能的发挥，但城市又不仅仅是城市功能的发挥，城市更应该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图景。”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面对来自辽宁、广西、广东和江苏四省的官员学生，“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先生将自己对于新加坡规划的经验积累和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观察，浓缩为两个多小时的课程，并在课后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
人物简介
刘太格：曾供职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先后任新加坡城市重建局局长、新加坡规划局的首席行政长官与总规划师，在他的领导下，重建局完成了新加坡概念图的调整方案，国内外均认为这是一套具有前瞻性而且切实可行的发展指导蓝图，也是一套能引导新加坡迈向一个卓越现代城市的规划方案。
城市是独一无二的 规划要做就做一百年
“没有哪个城市的资源禀赋是完全一样的，只要方法做得对，每个城市都可以走出新加坡的成功。”
不仅仅是佛山，国内城市在发展中屡屡遭遇规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尴尬，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等林林总总的城市规划常暴露出短视、善变与不切实际的弊病，甚至有人总结“规划规划”就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国内城市规划的“善变”与偏离实际令刘太格感受颇深，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处在探索阶段，我已与国内很多城市谈了恋爱，但这些恋爱最终结局是失恋。如果在合作中能为中国城市提供80%的贡献，我就要给自己打满分了，但每次合作的最终结果，国内城市真正消化吸收30%就不错了。
“中国很多城市的地卖得很贵，城市森林的发展速度是不可想象的快，以至于规划赶不上开发。”刘太格曾强调，“规划就要规划100年”，但国人对“100年”这个概念难以接受，“即使这样，我觉得至少也要规划60年。”
刘太格是新加坡“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实践者，他在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刚建国时回到故乡，任职于建屋局，后任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等职务。参照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在建国规划之初，该国预计100年人口规模达到550万人，但2013年人口就已达到530万人。
“我把城市当做一部机器来规划，历史文化、自然资源、道路畅通、高密度但不压抑等，少一个零件都不行。”刘太格说，在这方面，国内城市不够重视。
总体来说，城市规划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靠规划者的个人才华进行，包括新加坡总理在内，任何人不能随便更改规划，如果有改变，只能是有序的调整。事实上，时至今日，新加坡真正有特色的房子很少，大部分建筑只是背景建筑，是“合唱团”的团员，少量标志性建筑才扮演着“独唱者”的角色。
“没有哪个城市的资源禀赋是完全一样的，只要方法对，每个城市都可以走出新加坡的成功。但在中国，在珠三角，每到一个地方，感觉城市都差不多。其实，每个城市有不同的身份，要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刘太格说。
城市可以做到既高密度又很舒适
“我们要本着与土地谈恋爱的立场来做好规划，要珍惜土地，要有感情地去规划开发。”
“未来的21世纪，亚洲城市必定是高度城市化的，城市开发量巨大，虽然中国已建成地很多，但也面临大量重建问题。”刘太格提出，城市化关乎未来地区的发展，应更严谨地处理城市规划。
他特别强调城市发展中的政府责任：一个城市做得好不好，在于政策制定者、在于权威的主导，但有些城市缺少耐心。“城市开发的软件不能超前，必须与时俱进;硬件规划则必须超前，合理规划以求起步正确。这就要求规划者必须眼光超前，把规划做好，规划做好其实是省钱的动作。如果城市硬件粗制滥造，市民和城市是要长期遭殃的。”刘太格认为，在规划中首要考虑的是城市需要而非能力，“没有钱规划开发就先把地保留下来”。
刘太格说，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责任是宏观设计老百姓生活的舞台，民间则是微观地表演人生戏剧，政府要把城市的总规、详规做好，但城市的设计、建筑与微观设计、市民活动要交给民间来做，“如果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政府缺位了，民间会趁机以项目引导城市规划”。
在新加坡，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的纬一工业园，历经10年开发，土地也仅动用了1/10，“做工作不要求快，但求精致，相比之下，中国城市目前的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刘太格说，中国国内非常关注宜居城市的概念，但城市密度高不一定不舒适，城市通过好的规划可以做到高密度但不压抑，居住也很舒适。
佛山卫星镇相当于城市综合体
“我把珠三角的城市密度比作银河系，从图片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和银河系非常相似，这些卫星城市既独立存在，又相互依存。”
“很多城市的美被高架桥破坏了。”刘太格演示了一张城市图片――为解决日益拥堵的交通而架设起的高架桥、依旧拥挤的大马路和公交场人车站混杂的城市图景，该图正是珠三角某城市的一个缩影。
什么叫做城市?刘太格认为，城市起码要有200万到300万人，如果只有200万人以下，只能是作为片区进行定位。广州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有3000万人口，在规划中就不能当做一个城市来规划，尤其是在广佛同城化的发展中，广佛同城并不代表将二者当成一个城市来规划。相反，每一个城市都要当成一个星座城市进行规划，才能避免北京“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同时，要把城市的细胞考虑清楚，这些细胞独立存在又相互依存。
未来，珠三角人口规模将达到澳洲的人口规模，但珠三角面积不足澳洲的1/50，“我把珠三角的密度比作银河系，从银河系和珠三角城市的分布图对比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和银河系非常相似。”刘太格提倡城市功能分区，除了作为城市器官的机场等市政设施与住宅区分开外，其他功能要适当结合，佛山要建设的卫星镇概念，其实就是城市综合体的概念。
历史街区要想方设法保护下来
“正如一个人没有记忆就没有了生存的意义，历史街区是有独特性的，剩下多少都要想方设法保护下来。如果老建筑在今天的城市发展中不在了，那就等于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
此前，成龙将早年买下的老房子中的4栋捐给新加坡，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但成龙认为，新加坡把古建筑的保护“真的当回事，人家当这个真是一个宝”。同样坐拥深厚历史积淀、保有诸多历史遗存的佛山老城区，却在老城的出路和发展问题上历经风雨。
在刘太格看来，“正如一个人没有记忆就没有了生存的意义，历史街区是有独特性的，剩下多少都要想方设法保护下来。如果老建筑在今天的城市发展中不在了，那就等于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
对于国内一时兴起的古城热、古镇热，刘太格持批评态度，“大多是把真正的老建筑拆掉，建成‘假古董’，有的建筑形态从苗条少年变成臃肿姿态，比例严重失调”。
“在新加坡城市CBD，老建筑是不可拆除的，如果有人拆除的话，政府有权要相关方以三倍价格进行赔偿。”刘太格介绍，新加坡其实有面积25倍类似于牛车水(China town)的街区，整个新加坡有700多栋老房子。
虽然新加坡政府最初并不赞成保留年久失修、又破又旧的老房子，“但我们用旅游业的利益说服了政府，从不提美观二字。”刘太格说。
通过合理规划，新加坡在城市更新中，真正必须拆除的房子加在一起不到5000栋。其中，制定合理的拆迁补偿非常重要，此外，回迁房设计好，通风采光好，周边学校医疗配套好，居民回迁地点距离原居住地大约3到5公里，不影响居民的就业问题。
新加坡的旧城改造得益于法律的支撑和合理的规划。完善的政策让新加坡政府很快发现，1969年时，新加坡老居民不愿意搬迁，他们跟政府说：“我在老房子里已经住了很多年”;但到了1971年，他们这样向政府说：“我们已经等了3年，为什么还不来拆?”
这位“新加坡规划之父”说：“如果你问我在城市发展中有什么事让我觉得后悔的，那还是关于新加坡的一些老建筑，很可惜，新加坡有少量山岗山丘被平掉了，市区还有几栋很美的老建筑也被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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