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国考申论模拟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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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现代西方国家减灾救灾实践过程中，各种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自主治理、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组织和机制高度发展、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核心事实和发展主流。自然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抗拒的公共安全问题，如果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可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能增强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其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场面混乱、支持队伍未能及时抵达时。如1993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地震、1994年美国加州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及2010海地地震，社会组织均在紧急救援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由于灾害发生地区政府亦不例外于灾害的摧残，其在灾害发生初期的决策执行管理能力均受到损耗，而社会团体透过组织网络，动员民间自发力量弥补政府角色更显得重要。如1999年土耳其玛尔玛拉地区7.4级地震，超过1.7万人丧生，土耳其政府在灾难后陷于瘫痪，而4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公民社会地震协调委员会”统筹救援，为超过25万灾民提供物资，搭建帐篷，类似的事情亦发生在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受灾民众的救助上。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举国上下，顿陷悲哀，政府马上展开积极救援，民间团体和个人也有条不紊地参加救灾活动。由于通往灾区的桥梁坍塌，道路阻塞，志愿者必须遵从政府或民间团体发出的各种交通指引，掌握最准确的信息，第一时间抵达震央。当年，志愿服务者达137.7万人之多，创下了日本史上的奇迹，这一年后被定为“日本志愿服务元年”。

　　在日本内阁府的相关网站上，刊登有关于志愿服务的一些要求、活动内容、救援说明，从中可体现官僚控制的强劲有力。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设有应对志愿服务的窗口。如内阁府中负责防灾的部门提供有关抗震救灾的志愿服务信息;总务省消防厅提供灾害救援的志愿者信息;厚生劳动省则提供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内阁府国民生活局的网站里有志愿服务者的网页链接;而全国社会福利协议会(半官方组织)则提供相关的救灾志愿服务活动情况，志愿者、市民活动网页，福利救援、灾害志愿者信息，日本红十字会提供有关救灾活动信息等。此外，政府还通过外围组织，对志愿服务者进行培训活动。迄今为止，召开了9次“防灾志愿服务活动研讨会”，还有各种相关讨论会。比如：人才培育、志愿服务者团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地区之间的相互协助、公共卫生和安全，等等。一方面解决救援中实际操作问题，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协调各方的作用，对关键性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灾难发生时，政府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救灾的责任，民间救援力量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慈善处处长郑远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此前，民革中央常委、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林嘉马来表示：“我国有上千万个非政府组织，这方面力量没有动员起来，海外慈善机构和外国政府援助作用也没有发挥。”

　　“救灾就像打仗一样，国家正规军肯定要冲在前面，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当然民兵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首先是要有组织，其次要训练有素，否则不但帮不上忙，还有可能添乱。”郑远长表示，政府对民间慈善一直是鼓励的，但目前我国民间慈善组织还不够成熟，灾难来临时很难起到独当一面的作用。郑远长说，我国的民间慈善组织不够发达，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人们先得填饱肚子，才能考虑其他”。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发展，近年来，民间慈善组织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政府也在不断地创造条件，扶持、鼓励民间组织，但其成长完善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民兵要平时加紧训练，打仗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一些散兵游勇。”

　　6.心理学家指出，对灾区关怀，物质援助至关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须。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世界心理学界总结出一个铁律：地震发生后，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将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对地震幸存者进行心理干预已经刻不容缓。韦克难所参与的心理援助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这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统一组织四川四所高校实施的“灾区基层干部心理援助计划”。西南财经大学于灾后在绵竹、北川分别设立了社会工作站。他们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筛查和个案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专业方法，为灾区基层干部提供心理援助。韦克难告诉记者，绵竹全市在编公务员有900多人，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全市150多个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们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乡镇层面，并以汉旺镇、遵道镇、九龙镇等作为重点。他们先在市内进行了预调查，共回收问卷30份，筛选出10人需要跟踪介入。

　　“通过我们预调查，发现灾区公务员压力普遍偏大，10个需要跟踪介入的人中，有6个需要专业心理辅导。”韦克难说。在两个月内，他们对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开展心理普查和社会工作需求调查，并对干部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同时开展“幸福家庭”等活动，通过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减轻干部压力。汶川地震后，亲身经历了地震的老大爷一遍又一遍地讲地震时的情景和他的感受，根本停不下来;震后的学校将幸存的小学生重新编组班级，有时三个班剩下不到一个班;失去亲人的教师在接受心理辅导后马上就要去辅导自己的学生。很多人之所以能够走出阴影，是靠自己有意识地努力，以及其他亲人、朋友甚至孩子的帮助。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要重归人性化的生活，需要有针对性的社会心理重建。

　　所谓走出阴影，并非是对亲人的遗忘。好好活着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纪念，对亲情最好的诠释――对于去世的亲人来说，他们的基因需要我们传承，他们的理想值得我们去实现，他们的故事我们要记在心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纪念?灾难过后，陌生人的同情心在短暂地爆发后必然会归于沉寂，而只有他们的亲人还永远缅怀着他们，活着的人必须要活得尽量长久和真实。如果连记得他们的亲人们也郁郁而终或生不如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真的没有任何痕迹和意义了。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是：为了那不能停止的思念不被抛向虚空，有时我们要通过文学等形式去纪念逝去的人――那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但更多的是我们要忘却伤痛而重新开始实在的生活――那是“为了纪念的忘却”。

　　7.民间慈善组织生存现状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美国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超过900万，而中国只有约2万人，而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慈善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除了缺少资金来源外，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公众信任度不高。民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慈善机构相比，民间慈善组织在资金使用方面缺乏有效监管。对于这种观点，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有不同看法。她介绍说，虽然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是非公募性质的慈善组织，但是在资金使用方面的监管力度并不比公募慈善基金差，同样可以做到公开、透明。

　　对于目前民间非公募慈善组织存在的募捐难问题，梁晓燕认为，政府应该以更加主动的心态，尊重民间的慈善力量的创造性工作，对公信力较高的民间慈善基金会开放公募的资格，为愿意捐款的人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同时，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让民间的基金会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像企业一样竞争，增加基金会的竞争力和公信力。“所以，第一，我们呼吁《基金会管理条例》应该修订;第二，应该出台《慈善法》，让公众的慈善愿望和公益组织的慈善行为在法制的平台上得到约束。我觉得这个事情和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是非常一致的。” 对于梁晓燕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负责人来说，下面这条消息可能是他们感兴趣的。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形并上报了国务院。另外，在2013年8月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公开表示，将进一步创新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切实通过制定慈善法，在法律层面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使慈善组织，尤其是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慈善组织能够在一种更加宽松、更加规范的法律环境中诞生和成长。

　　事实上，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状况也引起了中国一些公募慈善机构的关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就是其中一个。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王玉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全国性公募慈善机构，他们基金会通过公募得到的善款除了用于自己的慈善项目外，有一些被用来向民间慈善组织提供支持。“我们(的资金)也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我们运作自己的项目，另外一种我们也考察一些民间的私募基金和草根组织，根据它的一些情况和资质，我们可以联合他们共同来做这些事情，据我所知，有些草根组织做得还是不错的。” 业内人士希望，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能够早日走出“成长的烦恼”，不断发展壮大，使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

　　壹基金的力量源泉之一是在中国企业家阶层吹响了集结号，除了理事外，深圳壹基金发起机构还包括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5000万元，每家出资1000万元。从成立之初壹基金就很在意预算的科学、透明，如今壹基金有一个7人预算委员会，总负责人是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委员包括杨鹏、监事张敏、财务总监和吴君亮等。预算内容既包括部门预算，也包括项目预算，既包括开支预算，也包括募款预算。

　　除非定向捐赠，壹基金也并非每个捐赠人都知道每一笔善款最终去向，因为大部分资金都会由壹基金统筹安排后分配到各个项目。可即使如此为什么大家还愿意相信壹基金?吴君亮认为，一方面，壹基金内部制度设计可降低捐赠资金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壹基金有一定独立性，发起人与主要理事会成员有一定社会知名度，他们在以个人声誉为壹基金背书。

　　市场化企业比较容易信任壹基金。除理事成员外，华远地产、SOHO中国、巨人集团、京东、人民网、网易、搜狐捐赠额也都很大，“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给我们的捐款比例就小一点。”杨鹏分析。

　　外资企业也逐渐开始了解壹基金。地震发生后，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马上电话联系总部位于美国的摩托罗拉基金会负责人，总部决定捐赠总额为200万元人民币，其中应急设备部分由公司直接捐赠给政府相关部门，另有7.5万美元及价值4万美元的设备则通过壹基金渠道捐赠。

　　2012年，全国有700多万人次给壹基金捐款，捐款者大部分集中于20～35岁之间。雅安地震以来，给壹基金捐款个人数量已超过百万。“很多基金和大企业的联系更紧密，也更在乎企业的大额捐赠，但是壹基金从最初就不是这个出发点，它对个人、小额的捐助很认真，投入很大精力。”杨鹏介绍，从比例而言，壹基金个人捐赠能达到40%～50%，而一般基金个人捐赠比例可能还不到10%。”

　　杨鹏说，壹基金之所以重视个人捐赠，是因为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只有在陌生人中传递善念善行才符合现代慈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现代慈善核心精神是博爱，是对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熟人社会小共同体慈善的超越，而信息时代到来更是现代慈善的助推剂。

　　互联网成为凝聚明星企业家和公众的慈善粘合剂。壹基金有明星光环，它会在微博上利用粉丝效应，“项目更容易推广，捐款口径变得更大了。”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晓超说。与壹基金同类型的基金会还有上海联劝、北京联益等，但与壹基金比起来，后两家的发展境况都不尽如人意。据了解，壹基金在雅安地震时通过新浪微博筹款近千万。

　　与新媒体合作同样需要基金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有创新意识。新浪微博只是平台，所有劝募、筹款行为都必须有基金会相关人员签署委托协议。“这涉及到基金会授权权限，以及对于项目的反应速度。有时候甚至需派专人负责对接、管理和对账。很多机构不愿意配人，或者觉得新媒体玩起来太麻烦，成本可能也会多一块。”贝晓超说，他认为壹基金是与新浪微博合作的所有基金中创新意识最突出的。

　　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中国公益界在雅安地震后的表现显现出中国慈善业已进入多元化时代，大中小各种各样慈善组织并存。这背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去动员时代，政府简单命令，群众就是不干，而现在你不命令，大家在民族、国家遇到大难时就会主动冲在前面，这说明新的社会公德正在形成。而且，这种公德又通过现代的网络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企业家、年轻人，各色人等都起来了，这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社会结构在变。什么叫公民社会?这才叫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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