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高级经济师《金融》论文范文:银行信贷顺周期性特征与逆监管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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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监管
宏观经济冲击如何加剧金融市场摩擦是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开始重视金融市场信贷风险。[1]由于信贷增长的杠杆效应会放大金融摩擦,延长商业周期,为了防止新一轮的信贷风险,在各国政府的协调下新的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协议中提出商业银行须计提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事实上,所谓逆周期超额资本是针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而言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是指金融市场伴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随之同向波动,在经济繁荣时信贷规模扩张,在经济萧条时信贷规模收緊,放大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增加,最终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从防风险角度出发,对银行信贷行为,尤其是其顺周期性行为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国在过去的十年中,金融市场融资杠杆成比例上升,违约风险不断加大,导致银行业累积了许多的不良资产。短期来看,资产价格偏离资产价值,出现更多层面的资产错估造成的过度损失;长期来看,资产价格异常波动与经济发展脱轨,出现资源配置失衡的趋势,一旦金融体系出现不稳定的状况,金融市场对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出现惯性反应,经济上行时夸大金融杠杆的作用,经济下行时造成货币紧缩,风险不断扩大致使商业银行对经济波动引起的风险过度承担。银行信贷强调银行和银行信贷在实体部门的作用,信贷市场中机构之间信息不完善和市场失灵的结果致使契约的性质发生变化。在经济繁荣期,信贷行为不断扩张信贷风险加剧;在经济衰退期,信贷行为出现收紧,加剧经济下行。综上所述,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会伴随经济周期变动出现不同程度的周期性变化。
目前,已有学者对银行信贷行为的研究大多从资本约束、内部评级法、信贷可得性、信贷货币政策、融资规模、银行竞争程度等角度研究顺周期性的形成机制[2-7],金融危机、商业周期和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性质尚未建立[8]。与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以维护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的关系为出发点,围绕信贷市场展开讨论。从供给侧信贷的角度讨论宏观经济波动对其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具体分析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在不同周期下的表现,最后通过银行内部指标——资本充足率来论证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周期性行为的影响,以期能给监管部门提供一些建议。
一、理论框架和假设提出
商业银行顺周期性可以描述为三个部分:围绕趋势值波动、趋势本身的变化、均衡值可能出现累计性偏离。归结到一起就是周期性波动可能导致两种不一样的结果,其一是趋势的变动致使经济周期的扩大,其二是累计的偏离引发经济功能的丧失。那么,宏观经济波动如何引起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运行呢?一方面,大量研究着眼于经济波动对金融周期和实体部门的放大作用,这些研究人员认为,金融资产和抵押品的冲击和变化影响实体部门获得贷款的机会,Bernanke & Gertler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提出了在经济周期阶段中,银行信贷行为会引起对宏观经济运行放大的信号,它同时强调了金融领域基本面冲击可能被放大从而引发危机的方式。[9]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从商业银行自身资产和贷款角度展开讨论,王晓婷和马斌研究发现银行杠杆比率具有顺周期性特征,但杠杆比率对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不敏感。[10]李志辉等从企业违约的角度研究了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论证了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的形成机制。[11]Misra对银行资本和银行流动性相互作用对信贷增长影响的分析表明,银行资本对信贷增长的影响对流动性较低的银行比流动性较高的银行更大。[12]顾海峰和杨立翔则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传导机理,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规模可以有效抑制信贷增长。[13]政策和规定对总需求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会对经济实体也产生重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央行通过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将增加借贷成本,使得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的费用增加,账面资产减少,这将反过来降低经济活动水平,从而减少总需求和产出。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在金融市场中会表现出有限理性,在经济上行周期,贷款人会过于高估投资潜力和偿债能力,而对于一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进行融资,承担更多的风险,导致信贷风险的加剧;在经济下行周期,筹资成本高,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拒绝有正的投资收益的项目,减少贷款量,供给侧信贷行为随着宏观经济波动呈现顺周期性。为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之间呈现顺周期效应。
宏观经济波动对于金融类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和银行资本累计的影响也成为研究的热门,余雪飞发现银行资本约束上升增大了各项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性。[14]然而不同类型的银行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别,商业银行考虑企业间网络相互影响,会出现“羊群效应”,短期来看,在标杆作用下跟随行为势必会刺激放贷最终致使经济不断扩张。在宽松货币环境下,银行发展状况差且流动性强的银行倾向“加杠杆”,且杠杆越高,顺周期性越强。[15]张琳和廉永辉通过分析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发现我国城商行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16]大型和股份制银行的经营评价体系会驱使银行获取短期利润,从而放弃长远战略,同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银行信贷行为风险度量指标在经济繁荣时期比较宽松,违约和贷款损失的可能性降低,银行会采用更加激进的经营方针,例如改变利率标准和拓宽风险业务等,实现利润最大化,使得银行会提供更多的贷款。而对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存在滞后效应,对政策的解读和实施会迟缓,敏感性较差,加之资本的原始积累较少,市场份额所占比重较低,经济繁荣时期公司更偏向于向大型银行借款,而经济低迷时,公司从大型银行融资困难,更可能转向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这样会导致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在经济周期中不一定会呈现信贷行为顺周期性,为此提出假设2。
假设2:相对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大型和股份制银行在宏观经济波动下有更强的顺周期性。
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的存在可能会加剧金融系统的摩擦,将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扩大,对于不同类型的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举措,为了进行有效控制,应着重从借款费用、银行利润、资本净值上给予限制和监管,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相关数据规定最低要求。以往文献研究中,毛昊翔等从监管的角度构建了全新的逆周期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有助于辨别商业银行的金融稳定性强弱以及具备有效的风险预测能力,能够提前发出风险预警信号。[17]况伟大和王琪琳从实体经济上考虑,发现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房价波动上呈现顺周期性,且房价波动项对于银行资本充足率具有非对称性影响。[18]李文泓和罗猛从宏观审慎政策角度出发,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会伴随着经济波动而同向波动。[19]综上所述,在不同时期外在融资溢价水平存在差异,会对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正如Foluso & Sylvanus所分析的一样[20],如下所示:
Boom:EFP↓-COB↓-π↑-NW↑
Recession:EFP↑-COB↑-π↓-NW↓
其中EFP表示外在融资溢价,COB表示借款费用,π表示银行利润,NW表示资本净值。在经济低迷时期,由于銀行的审慎监管负担以及资产价格不断下降和较低的偿付能力,使得大部分银行收紧信贷,将减少信贷的供应量,也可以理解为:当贷款人的净资产较低时,银行利润也会下降,他们通常会被迫降低资产的风险敞口,提高外在融资溢价,导致信贷紧缩,反之相反。可以看出资本净值在不同时期银行信贷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资本总额和风险加权资产比例的调整和控制成为重要的监管措施,在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情况下可以通过对资本充足率指标的控制来进行逆周期监管,为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制,可以达到信贷行为逆周期性监管的效果。
二、信贷行为周期性以及实证设计
1、我国银行信贷行为与经济周期的整体走势
如图1所示,总的来看,我国银行信贷行为在2000年之前信贷总额增长速率低于经济增长;在2001~2007年出现波动,维持一定的增长水平;2008~2017信贷水平增速不断提高,信贷占GDP的比率远超过100%,存在着更大的弹性。在此期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货币贬值,股价崩盘,企业大量倒闭,银行违约率上升,金融市场受到很大的影响,信贷占GDP比率快速上升,为了对商业银行金融资产进行有效的规范化管理,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借鉴新的监管框架——2010年9月《巴塞尔协议Ⅲ》,引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来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不断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但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风险资产依然出现了过度膨胀,信贷总额出现了大幅提升。
2、模型和变量设定
借鉴Bertay(2015)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ΔLoan表示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作为信贷行为的代理变量,参照张琳和廉永辉(2015)的研究使用Δ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用来衡量宏观经济的波动状况。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ΔCPI),物价水平的变动会对信贷行为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借款人在通胀期间获利,但贷款人则出现相反的效果,所以需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银行资产规模(Size),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净资产收益率(ROE),这是持有资金的潜在机会成本,能反映银行对资金持有意愿的强弱。拨备覆盖率(Cover),是指实际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与不良贷款的比率,拨备覆盖率的高低决定了商业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强弱。在控制了物价水平、银行规模、资本成本和银行风险之后,本文研究信贷行为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霍斯曼检验来确定模型适用于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回归检验,接下来根据时间序列分析形成动态面板模型(Dynamic Panel),出于内生性问题的考虑,模型中引入动态广义矩估计(GMM)的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使得结果更加具有信服力。对于分析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在不同周期下的表现,本文根据银行的类型将其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检验,更进一步,透过资本补充的视角,从供给侧信贷的角度出发,模型中加入了资本充足率(CAR)与GDP增长率的交互项,用来研究监管政策对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特征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的商业银行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首先,本文在银行业财务数据和专项数据合并过程中删除了部分缺失数据。其次,剔除异常值和非连续样本。最终本文选取以2007~2017年381家商业银行,主要包含5家大型商业银行、30家股份制银行、346家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共计2049个银行一年度观测值。
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平均值为0.221,最小值为-0.303,最大值为12.58,变化范围比较广,且其离散系数1.710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离散系数0.397,说明贷款增长率的离散程度大,存在着较大的波动性。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的均值都偏高,反映出我国商业银行有一定的风险抵御能力,说明我国银行财务总体上是稳健的,资本收益率有正有负说明样本选择涵盖得比较全面,银行资产自然对数平均值和最大值最小值相差不大,说明我国银行规模整体分布比较均匀。
3、信贷行为与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
表2模型(2)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对信贷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3)动态面板回归中,由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系数是有偏的,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接受原假设使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表明,经济上行贷款量会增加,经济下行贷款量会收缩,经济周期显著影响信贷行为的变化,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信贷行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物价的上升,通货膨胀情况下反而会导致贷款量的下降,信贷紧缩。模型(4)结果表明GDP增长率与贷款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充分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对金融市场前景看好,更加激进地开拓市场,信贷放宽,信贷行为显著上升。模型(5)中,为了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周期对信贷行为的影响,文中滞后了五期,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上一期的经济波动会对当期的信贷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4、分样本下信贷行为与经济周期实证分析
在总样本中,根据银行类型展开分类,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对于国家政策方针的解读快慢不一致,大型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不单单是为了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还是金融市场的支柱,需要积极配合政府主导的大政方针以发展经济造福社会,而中小型银行更可能是由于公司融资困难才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目的是为了解决企业筹资问题,对于政策的把控存在时滞性。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主体下宏观经济波动对于信贷行为周期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两组,在控制了拨备覆盖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情况下比较他们在经济周期下信贷行为顺周期性的强弱。
我们将样本分为两组,模型(1)和模型(2)是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分别采用OLS和GMM的估计结果,模型(3)和模型(4)是对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分别采用OLS和GMM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表明,在使用动态面板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中,两者都呈现出1%水平下显著的正相关,即宏观经济波动下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周期性。但是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可以看到在广义矩估计检验结果中,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分组中GDP增长率与贷款增长率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银行对宏观经济波动存在差异性,大型银行与宏观经济波动更加密切相关,更能响应国家的经济刺激和产业扶持政策等,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中小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经济上行时企业可能偏向大型和股份制银行借贷,而在经济下行时,大型和股份制银行信贷政策收紧,致使企业倒向中小企业为其提供融资。所以相对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大型和股份制银行在宏观经济波动下有更强的顺周期性。
5、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信贷行为周期性实证分析
在不同时期,外在融资溢价水平的差异会对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而对于风险的抵御能力决定了银行用自由资产承担损失的程度,为了抑制风险资产的过度膨胀,基于风险加权而设定监管标准显得格外重要。为了考察我国商业银行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资本充足率的设定是否能起到监管效果而对银行信贷行为周期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周期交互项进一步研究。其中,ΔGDPCAR表示GDP增长率与资本充足率的交乘;Car是虚拟变量,表示资本充足率大于均值取1,反之,取0;ΔGDPCar表示GDP增长率与虚拟变量的交乘。模型(1)和模型(3)为动态面板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模型(2)和模型(4)为广义矩估计的结果。
从表4前两列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加入GDP增长率与资本充足率的交互项后,在宏观经济波动中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显著性下降,仅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宏观经济波动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对于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模型(4)中明显看出交乘项显著为负,反映了资本充足率在经济上行时期能够显著降低信贷行为顺周期性,回归结果支持了审慎监管政策的正确性,这说明在不同经济周期下需要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进行设定,逆周期性监管的有效性得到了验证,起到了风险控制和财务稳健的作用,发挥了逆周期监管的功能。通过进一步分析,将资本充足率按照均值高低分为两组,模型(4)中可以看到,高资本充足率下,宏观经济繁荣时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显著下降,资本充足率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商業银行信贷行为在经济周期下的顺周期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首先,将原本回归中信贷行为的代理变量由贷款增长率,换成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率(ΔRisk),回归结果见表5;其次,将资本充足率换成核心资本充足率(Core),估计结果见表6。从表5、表6中可以看出在宏观经济波动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表现出显著的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期核心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起到抑制作用,与前文研究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顺周期性以及监管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呈现顺周期效应。在分样本的情况下,相对于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我国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更为显著的顺周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引入资本充足率与经济周期的交互项,与贷款增长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证实了逆周期性监管的有效性。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对于银行而言,需做好银行资本规模性补充的准备,同时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监管部门要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须在不同经济周期下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设定合理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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