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考试常识类知识点(78)：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

事业单位考试知识点：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

一、“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施行仁政来恢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主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从“无为”到“有为”：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黜。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称为“三纲五常”。它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驰的局势十分有利，汉武帝接受他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3.儒学成为正统：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三、宋明理学

1.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2.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3.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1.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2.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4.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近代的儒学思想(1919——1949)

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之中，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城却浸没在一片尊孔复古的逆流之中。帝制复辟的事实，说明君主专制的影响仍然浸透于中国社会的机体之中。这使得一批年轻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感到，民主共和国制度未能在中国真正确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以孔教为核心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基于这种需要，他们进行了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对孔子、儒学做出有力的批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形成了“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时代潮流。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儒家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丧失殆尽。“五四”批孔风暴之后，中国学界坚持唯真唯实的一批学者开始认真思考关于孔子评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他们对孔子、对儒家政治思想开始重新研究。

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

六、近现代的儒学思想(1949——1976)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之政治伦理思想偏重于批判，并且随着思想文化领域里“左”倾思潮的日趋严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全民批孔、全盘否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虽然有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但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一家独尊，儒家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只能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既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没有传播的市场和条件，儒家之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大陆已无立足之地。现代新儒学这股保守主义的势力被迫转至香港及台湾两地，且得到重要发展。

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人。

七、改革开放以来儒学思想

伴随着盛行一时的极左思潮的消退，儒学在这一时期开始“复兴”，并随着蓬勃而起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兴盛起来，甚至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宽松，学术交流的频繁使儒家思想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进入到了黄金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成立了众多的儒学研究机构。其二，创办了一些专门的儒学研究刊物。其三，召开了大量的国内国际儒学研讨会。其四，发表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儒学研究学术论著。其五，社会各界人士给予儒学研究普遍的关注与重视。其六，儒学诸问题探讨的深度、广度的双向拓展、对待孔子儒学之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儒学研究之繁荣的内在表现。其七，“大陆新儒家”的出现。

代表人物有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他们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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