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实验与启示

30年代的全國鄉村建設討論會

包括梁漱溟、晏陽初等各地鄉建團體負責人

【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深入乡村，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投身于乡村建设实验运动，积极探索中国乡村发展之路。其经验和做法对今天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本文简要介绍了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主要观点和做法，总结归纳其特征及对当代乡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中国乡村建设实验;启示;教育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曾经掀起过一场全国性的、持续时间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据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至1934 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和机构达600 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超过1000 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陶行知的晓庄实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黄炎培的昆山实验、卢作孚的北碚实验、阎锡山的山西村制改革实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无锡实验等。江苏的晓庄(南京)、无锡、昆山等地都是当时乡村建设实验的重要基地。鉴于许多早期文献资料的缺失，本文仅以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的实验为例，从中探求那场乡村建设实验运动的特征及其对当代乡村建设的启示。

1、陶行知的晓庄实验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914 年，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他在深入研究西方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一系列教育理论。回国后，他积极投身于平民教育，尤其重视农村的教育，主张通过教育农民，实现社会的良性改造。

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九十。在他看来，要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乡村，而欲改造乡村，则必须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他甚至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他多次强调，“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他把乡村学校看作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把乡村教师看作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为了实现通过乡村教育的改造达到乡村社会的改造并最终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的目的，陶行知开始了他的晓庄实验，并试图通过这个实验，“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晓庄实验是从改造乡村教育入手的，所以晓庄实验乡村师范的创办，就是要培养能够改造乡村社会的老师，即具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再通过他们去创办更多的乡村学校，去改造更多的乡村社会。为此，该校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开设了五门教学做课程，即中心学校活动教学做、中心学校行政教学做、分任院务教学做、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以使学生在教学做的过程中学会办学、学会教学、学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

除了校本部，该校还陆续创办了八所中心小学，它们也是晓庄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中心小学既是乡村实际生活的中心，也是师范生学习和训练的中心，更是改造社会的中心。晓庄师生很形象地将校本部称为“后方”，将中心小学称为“前方”，“前方”的实验中所发现的问题，反馈到“后方”，双方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再回到“前方”去实践和验证。

为了使师生能够尽快了解乡村并消除与农民之间的隔膜，他们制定了“会朋友去”的制度，要求师生定期深入到乡村和农民之中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和疾苦，和农民交朋友，为改造乡村生活做准备。

此外，晓庄学校还通过开办民众学校、民众夜校，对农民进行识字扫盲和科普教育;通过创办乡村医院，以推进乡村卫生运动;通过创办中心茶园，开辟健康娱乐场所来改变民风民俗;通过创办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通过创建农业科学馆，以推广良种，宣传科学种田;通过成立联村自卫团来禁烟禁赌，强化社会治安;通过举办农民娱乐会、联村运动会、农民演讲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校和乡村社会融为一体;通过成立联村救火会、晓庄武术会、乡村艺术馆、中心木匠店、石印工厂、晓庄商店、农民图书馆等，以改变乡村的实际生活。

所有这些活动都由晓庄师生亲力亲为。也正是这一切，使晓庄学校成了燕子矶一带的中心，成了名副其实的“改造中国乡村的试验机关”，也真实体现了陶行知试图通过乡村教育的改造来实现乡村社会的改造的理想。

陶行知的晓庄实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很多有识之士在其感召之下投身于乡村建设实验运动。

2、梁漱溟的邹平实验

梁漱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国学大师，也是乡村建设实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1928 年春，梁漱溟访问了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受到启发，积极推动乡村建设实验运动;1928 年夏，梁漱溟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 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讲演乡治问题。1929 年2 月，梁漱溟在考察了江苏、河北、山西等地的村政实验后，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并亲任教务长;6 月，主编《村治》并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11 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1931 年1 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1937 年3 月，编写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不在他处，而在“文化失调”，解决之道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认取自家精神，寻求自家的路走”。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故欲求中国问题之解决，必走乡村建设之路，即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他特别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他将乡村建设提高到建国的高度来认识，而这种建设绝非是对乡村消极的救济，而是要“积极地创造新文化”，并为中国“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

按照他的理论构想加之对各地乡建运动考察的经验所得，他在山东邹平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在邹平县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院由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乡村建设实验区组成，分别承担乡建理论研究、乡建干部培训和乡建实验推广工作。其实验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设置乡学村学并通过这种形式培养乡民的治习惯，训练乡民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注意力和活动力，全面提高乡民的整体素质。乡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教化合一的地方自治组织，也即梁漱溟所说的“新社会组织构造”，它“是完成中国社会改造，完成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机关”，承担着乡村建设的具体任务。村学的主要工作，一为学校式教育，一为社会式教育。学校式教育的主要课程有识字、唱歌、精神讲话和军事训练，通过这四门课程，既可实现识字扫盲的目的，又丰富了乡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振了乡民的意志，训练了乡民的自治能力。在这四门课之外，各村学还结合自己的情况开设植树造林、养蚕、种棉、合作事业等课程，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传授农业技术知识。

社会式教育涉及的领域几乎覆盖了整个乡村社会，主要内容包括割除鄙风陋俗，创造新文化(如戒毒、禁赌、禁嫖娼、禁缠足、戒早婚、卫生节育、破除迷信、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村民自治训练等)，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如兴办各种合作社、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农田改造、推广动植物优良品种等。

第二，提倡“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以促兴农业。梁漱溟曾经用“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八个字来概括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他提出了以农业引发工业，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行的发展思路。在农民孤立涣散和农业技术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合作事业，以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有意识地对农民传授农业技术知识，同时大力推广动植物优良品种，以促进乡村发展。在几年的实验中，他们建立了数百个合作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棉运销合作社、蚕业产销合作社、林业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他们还利用乡学村学和合作社，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动植物优良品种，并对种植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

第三，建立乡村自卫组织。在乡建研究院成立了一个平民自卫组织“联庄会”，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证乡村建设实验的顺利进行。轰轰烈烈的邹平实验因日军的侵略被迫中断，但七年的实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来此参观访问的国内外机构团体近百个，被称为“邹平模式”的乡建经验也通过他们传播到海内外。

3、晏阳初的定县实验

晏阳初是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1926 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40 — 1949 年，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并任院长，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20 世纪50 年代以后，晏阳初远赴海外，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并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传播其乡村建设理念。晏阳初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书籍。

晏阳初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进行教育。教育由识字入手，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他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乡村既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的政治基础，同时还是中国人的基础。这个基础不牢固，一切都是枉然。搞出几个“模范村”，虽然有示范的意义，但毕竟数目稀少，于整个国家无济于事;而救济乡村也只能救一时之急，无助于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也难以达到固本宁邦的目的。所以乡村建设应是一场“民族再造”运动。

在晏阳初看来，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而乡村建设就是要通过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去培养新的生命，振拔新的人格，促成新的团结，从根本上再造一个新的民族。为了实现民族再造和固本宁邦的长远目的，他在做了认真系统的调查研究后，认定中国农村最普遍的问题是农民中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疾病;根治这四大疾病的良方，就是在乡村普遍进行“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治愚、生计教育以治贫、卫生教育以治弱、公民教育以治私，最终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他坚持四大教育连锁并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统筹协调。他把定县当作一个“社会实验室”，通过开办平民学校、创建实验农场、建立各种合作组织、推行医疗卫生保健、传授农业基本知识、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和开展农民戏剧、演唱诗歌民谣等积极的活动，从整体上改变乡村面貌，从根本上重建民族精神。定县实验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也为当时及后来的乡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乡村建设实验给我们的启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乡建实验运动，虽然仅仅持续了十余年，就因日寇入侵等原因无疾而终，但是这场乡村建设实验的一些经验特征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上述三个代表性的乡建实验虽方式方法有异，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4.1 教育入手，注重人的培育与发展

晏阳初的“四大教育”连环并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统筹协调;梁漱溟的乡学村学和社会式教育、学校式教育，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和中心小学以及民众学校，均不约而同地将教育视为实现其实验目的的共同方法。而对于农民的教育则既包含识字教育、科普知识教育，也包含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通过这些不同形式的教育以造就“新民”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在他们的实验中，虽然包含对乡村环境的改造，包含改善民生，帮助农民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种种努力，如改良土壤、推广良种、改进农具、建立经济合作组织等，但实验显然更加重视精神文化生活的改造。为此，他们兴办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乡学、村学、民众学校和职业学校)并将学校当作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试图通过这些学校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科普知识、健康卫生知识的普及，并通过种种形式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和训练;通过兴建图书馆、科学馆、茶园、举办运动会、组织剧社等，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期割除在乡村长期存在的种种陋习，如赌博、抽大烟、嫖娼等;他们还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与教育、卫生、银行、交通、水利等机构的联络，以使孤立的乡村与外面的世界相沟通，试图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实现改造乡村社会的目标。

他们深知乡村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也是人所生活的社会。若真地希望这个社会发生实际的改变，最根本的是要让组成社会的人发生根本改变，再由人去促进乡村文化发生根本改变，正如晏阳初所说，乡村建设根本的根本就是人的问题，人们要都是自私自利的，国家也绝无复兴的希望。因此，对乡村农民进行公民教育和训练，始终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他们的实验告诉我们，一个个乡村就是一个个小社会，合起来形成了广袤的乡村大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无数农民休养生息的地方。与城市社会一样，乡村社会不只需要物质生活，不只需要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也需要丰富而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只有在人和乡村文化都有了真正的改变时，乡村社会才能有真正的生机和活力，乡村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才有望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也会因此而成为能使人深切感受到幸福安宁的宜居之地。

4.2 着眼长远，注重乡村发展的整体设计

无论是晏阳初的“民族再造”，还是梁漱溟的“创造新文化”，“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抑或是陶行知的“教育就是社会改造”，其共同的指向都是为了社会的整体改造，以建立一个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因此，尽管在具体的规划设计和实验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有一个综合的整体谋划，即从乡村社会的整体改造出发，从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着眼，使不同领域的实验相互配合，协同并进。也就是说，他们推动乡村建设的目标都不是单一的，而是考量乡村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体现出总体实验的性质。同时，在所有的规划设计之中，无不渗透着规划设计者的精神追求，体现了设计者们的社会理想和乡村情怀。

4.3 亲力亲为，带着热情投身乡村规划与建设

更值得注意的是，乡建实验所取得的成效和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规划设计者将其理想、信念及其对民族的大爱深深地渗透在他们的规划和实际建设过程之中。他们不只是设计一张图纸、制订一种方案而让别人去施工。那些乡建实验的“舵手们”都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乡建实验的规划设计者，又是实验的实际参与者;而众多投身于这场实验的人也不是以局外人或者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改造乡村的情怀，充满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他们是为了农人去“烧心香”，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乡村改造实现整个社会的总体改造。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甘愿舍弃优越的城市生活和优厚的待遇，心甘情愿地脱下西装革履，在乡间与农人共甘苦，与广大农民一道去创造乡村的新生活，创造全社会的新生活。而这些可贵的精神，无不为今日美丽乡村的规划者、建设者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和启示。

随着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产业结构进一步变化与重组，今后的乡村居民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再仅以种植养殖为生，他们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农业工人，也可能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而与这种变化相适应，他们不仅需要具备与所从事的产业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在综合素质上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科技的有大幅度的提升，即成为高素质的公民。他们需要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且具备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的能力;他们需要知道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并自觉去承担这种责任。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前期的科学规划，有赖于乡村社会功能的整体提升，也有赖于乡村教育的改进，当然，更有赖于所有村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美丽乡村不只是外表美，更应是一种内在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仅需要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也要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获得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幸福感。果能如此，乡村就不只是农民们生活的乐园，它也是整个社会的乐园，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才能真正形成城乡互补、共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而这也应是今天我们规划和建设美丽乡村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