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十年演变：医生电脑键盘设“求救”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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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的是一张单程票，来了就没打算回去，要死不妨把你们带上。”这是北京市医调委的调解员郑平林遇到的一次最严重的威胁。对她发出警告的是一名30多岁的外地男性。2011年9月，他67岁的父亲因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接受治疗，几次手术后死亡。他便认定医院应该负全部责任，索赔200万。
郑平林接手这件医疗纠纷之前，无法接受赔偿金额的院方一直都寄希望于将事态控制在“私了”范围内，科主任甚至动用黑道的朋友打听对方，还没等到回信，就被“反制”。“他给科主任打电话说，你还通过大哥找我，不要打听了，什么都问不到。不过你的家庭住址、孩子在哪里上学，我倒是都知道。”郑平林回忆道，科主任的行为激怒了死者家属，医院这才预感事情可能会向极端演化，最终愿意放下身段向医调委求助。
前后约谈了四五次，激烈的对抗态度逐渐缓和。医调委认定医院承担主要而非全部责任，死者生前接受的右上叶支气管活瓣阀置入肺解压术是一项新技术，虽然得到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但是涉事医院并没有得到开展这项技术的许可。至于索赔金额，双方各让一步，最后达成了数十万的赔偿协议。总结这次还算成功的调解，郑平林自认是她的“心理战”发挥了关键作用，所谓“心理战”，也无非是伦常说教，但却化解了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冲突。
医方的傲慢与患方的过激，这是中国每年发生的数以万计医患纠纷中，最终走向对抗的起点。从言语和轻微的肢体冲突，到互相折磨，直至对医生的伤害，每一起恶性事件的发生，都让原本就在流失的信任更加脆弱。
当疾病不再只是生物学事件，而是社会事件，冲突的产生便不仅仅是沟通能够解释和解决的。医患关系恶化的十余年，中国经历了两轮医改，对医院属性的再塑造、修正医患消费关系的努力却没有转化成为一张有效的药方。如今已经到了治标和治本必须双管齐下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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