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城市规划原理考试知识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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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与总体城市化水平

　　5.1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现实考量――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是否过大

　　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差异相对较大的大国，总体城市化水平相对于一般模型标准值来说也是有所滞后。在明确这一前提下，下面要着重探讨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与总体城市化水平滞后之间的具体关系。

　　首先，对区域分析的划分单元进行界定。中国的地区存在着多种划分方法，如：两大区法――沿海、内陆地区;三大区法――东部、中部、西部;六大区法――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七大区法――远西、北部腹地、南部腹地、中部腹地、中部核心、北部沿海、中部沿海、南部沿海;八大区法――黄河下游区、辽吉黑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海区、晋陕甘宁区、川黔滇区、蒙新区、青藏区;三十一区法――全部省级单位等。

　　笔者主要采取省级划分方法。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区域划分扩大时，真实区域差异的大小将会估计不足(进行大量合计时其中差额往往会被平均掉)。另一方面中国的每个省区已经非常之大，每省平均拥有4000余万人口，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都大，其面积也很大。观察单位高于省级行政区将导致忽视应该考虑的区域内部差异性。

　　在统计省区数据时还特别计算了在剔除京、津、沪三市后的指标变化[14]。而1990年重庆还未改为直辖市，为了数据的一致性，将2000年的重庆市与四川省合并计算[15

　　在此，首先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是否过大的问题。以此作为进一步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一直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政府接手的是一个经济畸形、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16]。府立意解决生产力与收入分配均衡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拥有强大财政汲取能力的中央政府强有力地控制着资源配置的地理分布，投资政策明显倾向于边远和落后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今天，许多人相信，就全国以往的增长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的政策是以效率换来了平等[17];而自1978年开始，中国改变了政策导向，把重点从平等转移到效益上来，加上经济开放与市场化经济改革，从此进入了中国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迅速增长。就绝对水平而言，所有地区的经济条件都有所改善。不过，地区间的不平等却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在放权和财政包干等政策下，中央政府不仅在政策上允许区域的不平衡发展，而且中央政府对资源的实际配置能力也较从前大为下降。作统计分析，可对我国各省级行政区[18]间的经济与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差异有一个直观的揭示(见图6)。

　　在此，首先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是否过大的问题。以此作为进一步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一直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政府接手的是一个经济畸形、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16]。府立意解决生产力与收入分配均衡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拥有强大财政汲取能力的中央政府强有力地控制着资源配置的地理分布，投资政策明显倾向于边远和落后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今天，许多人相信，就全国以往的增长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的政策是以效率换来了平等[17];而自1978年开始，中国改变了政策导向，把重点从平等转移到效益上来，加上经济开放与市场化经济改革，从此进入了中国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迅速增长。就绝对水平而言，所有地区的经济条件都有所改善。不过，地区间的不平等却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在放权和财政包干等政策下，中央政府不仅在政策上允许区域的不平衡发展，而且中央政府对资源的实际配置能力也较从前大为下降。作统计分析，可对我国各省级行政区[18]间的经济与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差异有一个直观的揭示(见图6)。

　　既然在一国的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还存在着不平衡增长学派的倒“U”型曲线假说，认为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不平衡程度的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那么我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差异程度与其它国家相比是否过大呢[19]?从表3中世界各人口大国区域差距的国际比较情况可以看出，与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上差异最严重的时期相比，中国的区域差异都要大得多。即使剔除京、津、沪，中国的区域差异仍比其他多数国家大得多。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基数极大，德、意、英、日等许多国家的人口仅与中国的一个大省相当。而地区差异的衡量结果与尺度相关，合计水平越高，对差异的估计程度越低。可以说，上述的分析仍低估了中国的差异程度，因为指标是先在各省内进行平均后再进行比较的，因而中国的实际区域差异水平要较表3显示的更大。

　　不仅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水平相对于世界上其它国家来说是相对过大，并且我国区域经济差异还在扩大发展。并且引发了政治上的关注及中央政策的调整。

　　图7与图8表现了1978～2000年各地区人均GDP的标准差与变异系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就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而言，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是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绝对差异是持续扩大的。只是初期扩大的速度相对较慢，1990年代以后扩大的速度加快了。由于人们对绝对差异的感受往往更为明显，这种情况符合人们对区域差异的感性认识，也就是说我国的区域差异持续在扩大。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加权相对差异经历了先减小、后扩大、再减小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改革之初，相对而言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发展得快;而在1980年代后期以后，发达地区则发展得更快。并且统计数据还表明，后期加权相对差异的减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向发达地区的转移，以及每个大区内部的趋同造成的。也就是说东部、中部、西部大区域各自内部的发展水平趋同了，但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减小。

　　5.2　各省级地区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边际带动作用递减

　　根据上述的分析结论，可以假定，相对发达的省级政区的经济发展及人均GDP增长，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边际带动作用相对较小。在此，引入一个“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指数”，它指一个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新增的城镇人口所对应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单位为人/万元。它反映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城镇化的边际带动作用的大小。

　　表4反映了在1990～2000年的10年里，各省级政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城镇人口的增长效果。

　　对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2000年人均GDP指标与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指标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547，在0.01水平上显着，相关度较高。两者构成的散点状况见图9。

　　上述分析证明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作用递减原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级地区，1990～2000年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所带来的城镇人口的增加量越少。

　　而我国的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很大，发展主要集中于已经很发达的东部地区。在1990年2000年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的贡献分别占到了54%和59%，而其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为41%与42%。由于经济发展大量集中于已经较发达的地区，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已经趋小，从而就总体而言，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各省级政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也会对总体城市化水平产生滞后的影响，其原理应是与省级层面上的规律特征相一致的。我国的省区内部的二元经济现象也很明显，省级政区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对总体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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