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备考：对残障人士服务少点“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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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之一，残障人士被定义为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部分或者全部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也正是因此，社会公众普遍会对残障人士抱有一定的同情心。同情弱者，似乎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在社会工作的角度而言，是否可以将“同情心”作为基本准则去开展残障人士服务呢?

笔者在开展社区残障人士服务的初期，无论是开展活动、小组或者个案，基本上都会将残障人士这个标签作为一个重点考虑的因素。除了基于自身的专业价值观外，更重要的是针对服务对象的个人安全和能力调整服务内容和服务策略。这样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一次与服务对象的谈话，改变了笔者的看法。

某次手工活动结束后，一位服务对象找到笔者提出了她对当次活动的意见，认为要完成的活动内容太过于简单了。当时，笔者给出的回应是本次活动是根据残障人士能力设定的，并不希望大家因为手工太过于复杂困难而产生挫败感。这位服务对象因此认为笔者在小看她，自此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她都没有再参与社工组织的服务。

这次对话过后，笔者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样的服务才符合残障人士服务对象的需求。之后，笔者对社区残障人士的生活现状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就笔者所驻点的社区而言，大多数社区残障人士都会受到家人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保护，例如限制行动，禁止外出或由家人贴身陪同外出以及不间断地照顾等。尽管这些都是家人关爱的一种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做法也压缩了残障人士自身的成长空间。正如笔者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没有预留一定的发挥空间给服务对象一样，因为把他们标签为弱势群体，使得家人和社工看待他们时时刻带着“同情心”，在无意之中限制了他们的自我成长。

在电影《无法触碰》中，重度残疾的富翁菲利普选中了一个举止粗鲁、文化水平不高而且穷困潦倒、刚出狱不久的黑人青年德利斯作为日夜照顾他的陪护。在众多应聘者中，不乏一些富有同情心、体贴和有经验的专业陪护，但菲利普说，选择德利斯正是因为他出言不逊，“我就需要他没有同情心。”正是因为德利斯没有把菲利普当残障人士来看待，而是以对待普通人的平等视角相处，使菲利普消除了因别人的怜悯而产生的自卑感。

可见，残障人士服务不仅仅是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实际存在的困难，还要让他们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让他们能够自主生存，不断成长，实现自我价值。

因此，在笔者看来，我们的残障人士服务应该少一些“同情心”，多一些“同理心”。这不仅意味着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意味着要与服务对象对话，告别社工自身的想象或者揣测，才能真正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和感受。正如尼古拉斯·艾普利在《心智》(Mindwise)一书中建议，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他人，最好直接和他们交谈，而非想象他们的感受。

作者：万柱良 东莞市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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